大兴国际机场的落成与对外开放运营是2019年的一件大事,在这个处处流量,遍地打卡的当下,丁点儿新鲜事物的风吹草动都会牵动人们的注意力。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79年,首都机场的一次艺术创作在当时那个没有网络、微信、微博与抖音的年代引发的关注,与其造成的后续影响至今依被人们以朝圣般的态度津津乐道。这也正是站台中国将“生命的赞歌——袁运生个展”作为2019年收官展的原因,当时参与创作的每位艺术家或多或少都因为作品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其中最引人入胜的人物便是袁运生。
1979年,刚过不惑之年的袁运生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壁画创作——首都机场壁画的绘制,他选择了反映和表现傣族人对自由、幸福和未来生活追求和向往的题材——泼水节故事。在当代艺术史上可能没有一件作品像《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一样引发了海啸般的讨论。公众场合首次出现裸体形象,导致已经完成的机场壁画迟迟没有揭幕,有关部门迫于社会舆论压力甚至向袁运生提出了“起码要让女人穿上短裤”的要求。
壁画出现后一个多月,首都机场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大巴,人们拥进裸女人体壁画所在的位置,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就这个题材来说,袁运生并非为了画裸体而画的,当年在西双版纳写生,当地的少数民族女人裸体在河里游泳、洗澡,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有趣的是,一张真实记录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在多数人看了觉得不可想象。
机场壁画的热度引发了社会各个层面的热议,当时的海外媒体曾报道,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然而在随后的时间里,这幅壁画的命运仍然一波三折。尽管机场壁画掀起了一场不可阻挡的壁画运动,中央美院成立了壁画系,袁运生转入壁画系任教。但差点被撤下,三个裸女的身前被蒙上一层薄薄的纱衣,最后被木板将有人体的这部分封死才是这幅作品在80年代现实中的境遇。艺术家们只好创作些相安无事的作品,艺术创作重新变得平庸流俗,壁画运动偃旗息鼓。
机场壁画当年引发了国际上的众多关注。1982年,袁运生应邀访美,同时接受几所大学邀请做访问艺术家。访美期间,袁运生接触了包括德·库宁在内的许多美国优秀艺术家,进一步了解了让当时国内艺术家趋之若鹜的西方现代艺术。
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袁运生便在苏式美术教育之外进行毕加索式的立体主义尝试。在《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除了国画的白描技法,整个创作融合了他对早期现代主义造型的综合理解。其中吸取了毕加索、马蒂斯、莫迪里亚尼的艺术养分。这件作品也可看作是袁运生积攒的对早期现代主义理解的一次大规模呈现。访美期间,袁运生进行了许多抽象的、有表现意味的艺术创作。
在信息闭塞的80年代,与通过国外画册获取现代艺术养分的国内画家相比,袁运生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感受到这种文化的冲击。在袁运生看来,“变”是欧美当代艺术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质,这种在年轻国家才会发生的文化状况似乎过于激进,同时也缺乏说服力。
直到西方现代艺术宣布绘画已经死亡的时候,袁运生开始从根本上质疑这一切。回想自己创作的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虽然有着现代艺术的样貌,但从精神内核上还是在中国思维指导下进行的创作。慢慢地,袁运生开始大幅度转向对中国传统艺术和美学的肯定,而且非常彻底。
在个展“生命的赞歌”中,20多件各个时期的经典作品反映了贯穿其艺术生涯的创作思考。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这些冲突与共存似乎是每一个艺术家都要面临的终极问题。袁运生认为,在研究了古代艺术之后,也许能从中找到一个与现代艺术共同的基础,现代艺术的追索与我们在本质上相去并不很远,并且从中可以得到必要的启示。
将袁运生从一位艺术家,推到教育家的转折,发生在1996年。彼时,袁运生应靳尚谊之邀归国,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画室,提出“艺术教育要走中国之路”,把中国最经典的造型艺术作为巨大的资源库纳入到教育体系中,而不是仅仅待在博物馆里。他将中国古代青铜器、雕刻、书法、绘画中的经典作品作为基础教学的教材,把四个方面合起来,建构起一个中国自己的造型体系。
袁运生的课题获得了文化部首届创新奖,并获得2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复制教材及研究。传统在袁运生的眼中不是开设相关课程,起一些细枝末节的点缀作用,而是让整个艺术教育体系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西化的观念、方法、审美趣味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让我们的后代不会欣赏自己的东西了,他认为,我们的艺术教育什么时候自觉地从文化意识去考虑问题,才能够有真正的进步。
从最早跳脱苏派绘画接触西方艺术,惊世骇俗的第一张公共人体画亮相,到最早一波赴美考察,再到毅然回国潜心研究如何让传统瑰宝在美术教学中真正扎根,袁运生似乎永远与现实有着某种“时差”。这种错位与时差也许在人们眼中是某种超前或者保守,但袁运生永远要通过艺术创作与教育来解决当时种种根深蒂固的问题。随波逐流解决不了问题,盲目求变更像是飞蛾扑火,在一些人们意识不到或者不愿触及甚至无力解决的文化问题上,袁运生以最诚挚的心意守候着、坚持着,与时代碰撞摩擦,发光发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