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景1972-1984
王将
2020.07
光 景
文／王将
每每想起那个时代，似乎依然离得太近，因为柔情与苦恼依然存在。不记得是谁曾说过：“在一生的薄暮时分，很难想起和理解它的清晨……光线是不断变化的，对所见事物的理解也不断变化着。”我们无法用轻松惬意的口吻谈论过去的那个年代，玩世主义，调侃的姿态也只有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才可以做到。
——马可鲁
马可鲁，出生于1954年的上海，后随其父迁居北京。70年代，他成为了无名画会的成员。他的艺术历程具有多样的阶段性，在持续了近50年的艺术实践后，他已成为中国当代抽象绘画领域中的特殊个案。从他于70年代初投身艺术实践开始，命运即将其置入一条追求艺术自由的潜流之中。而未来艺术的历史性变革，自那个年代伊始，在一些背离官方美学的艺术现象内部，以暗流涌动的形式积蓄着它的能量。从今天来看，在马可鲁的青年时代，其艺术实践中最初始的直觉、选择与追求，已将他置身于历史目光的追视之下。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在“对外艺术”外交策略的影响下（由周恩来指示），文革对美术界的冲击略有缓和。而在这一年，马可鲁从其插队所在地平谷许家务返回到北京市区，开始一边工作，一边研究绘画。这一年，对马可鲁而言，是人生方向发生变化的契机，亦是宿命的安排，他结识了未来“无名画会”中的一些朋友，并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风景写生实践。这一年，他写生了一些寂寥的街景。
从1973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持续，文艺环境尤其严酷，在美术领域，批 “怪画”、“黑画”的文化政策时常兴起。与此同时，马可鲁带着自制的画箱，深入到北京的景点与公园。玉渊潭、紫竹院、香山、十刹海，都是他与“无名”画友们常常出没之处。这些地方，是他在工作之外沉浸其中的艺术乌托邦，而他与画友们的情谊则成为了他艺术进取上的助力。他们在精神上互相激励，在交流与切磋中磨砺技艺。1975年之于马可鲁，是该阶段中的重要时期。这一年，他的绘画技艺趋于完善、稳定，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作品，成为了其70年代个人写生实践的小高潮。面对这些作品，观众可以领略春山淡冶、秋水明眸的意境表现，也可以看到具有印象派特点的色调把握。色调和光影，传达出景中的气象与时刻，画面追求一气呵成又恰到好处。“平薄简洁”、“清明澄澈”是这个时期的鲜明特点。当我们仔细观看这些小画，诸如《初雪》、《昆明湖》、《朦胧》，对材料的敏感性是马可鲁写生的长处，油彩与纸张的结合，在他的笔下有着特殊魅力。有时，油彩恍若水墨，干湿并进；有时，用笔迅疾，扫过纸面，笔触尾端留下率然的飞白。这样的绘画处理，与印象派用色用笔的绵密相比，相去甚远，中国意韵在马可鲁的画中轻松流露。而到1976年，马可鲁的风景写生开始呈现出一些变化，画面形式感的处理变得更加明确，诸如《夏柳》、《乡村之路》、《枫林日落》等等。《夏柳》呈现出一种全幅面的，动势一致的强烈笔触，画面的情绪和抽象性被有意地强化。而这一年，中国政治场的权力系统正发生着激烈的动荡。
文革于1977年全面结束，冬去春来，文化氛围开始复苏，从那一年起，马可鲁在风景写生中也有了新方向。这一阶段中的作品，画幅比例和尺寸开始多变起来，这是艺术家对材料要求的具体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对表现结果的目标感增强了。色彩运用的大胆程度超越了写生强调的客观表达，甚至形象也会被他完全击碎，如在作品《故宫》、《堤岸》中，观者已经无法仅凭画面来辨识出具体内容。而另一方面，作品间的面貌差异逐渐变大，这种不稳定性显示出艺术家的实验需求愈发迫切，同时画面也有意强调一种未完成感。风格演绎不再依循理性逻辑，而是更忠于其即时性的内心感受，因此，每一件作品都拥有着鲜明的独立性。1981年的作品《鼓楼》更显示出一种特殊性，形象的客观性突然回归，笔触变得厚重，但色彩的纯度被降低到近乎黑白，暗红的的城墙和灰白的残雪散发着压抑的气息，画面有一种令人怆然的现实感。而到1982年，马可鲁在保持写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抽象绘画的实验。恰在这一年，中宣部发起了抵制西方思想侵蚀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在此后，该运动针对美术界出现的抽象绘画进行了严厉批判。
相去马可鲁的崆峒岛之行已有36年，昔日的艺术青年成为了今天艺术界的老前辈，这段漫长的艺术岁月里包含着他那周折的人生旅途。80年代末，他离开中国，辗转欧洲各地后又定居纽约，2006年他又回到中国。从离别到归来，马可鲁创造了其艺术线索中的诸多时期。而每个时期的作品，都承载了个人不断变化的艺术追求与生命感触。
时过境迁，在当下的“光景”里呈现这些作品，即是对马可鲁早期创作阶段的梳理，亦是为研究抽象绘画语言的生成路径提供一个直观的本土样本。而这些作品与它的往日光景，如同一面历史之镜，提示我们悬搁那些深以为然的惯性标准，去思考去辨析，艺术的独立精神。
2020.7.10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