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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灿灿:现实中我们永远溃败,但我依然相信理想
崔灿灿:现实中我们永远溃败,但我依然相信理想
殷雅迪
2017.12



这是一场“私密”的漫谈,崔灿灿从他的视角,谈及艺术家刘港顺,谈及展览“所有”,除此之外,在他的而立之年,崔灿灿如以往一样,吐露了他的疑惑、矛盾与个人意志,似乎崔灿灿就是这样,他通过大量的、广泛的、近乎絮杂的交流,用言语制造问题、并试图答疑解惑,他不断地谈及自己,又悄然绕开自身;他游走在不同圈限之间,悲愁又戏谑,真诚又拒绝被定义。




在采访中间,崔灿灿突发奇想,要念一段电影《甲方乙方》里的台词,他说这是他最近最喜欢的一段台词,恰如其分表达了他站在2017年末和2018年初节点时的心情。



电影《甲方乙方》剧照



 

对于一个在一九五七年出生的中年人来说,这半个世纪经历的许多事情都是始料未及的。有些事隆重地开幕,结果却是一场闹剧;有些事开场时是喜剧,结果却变成了悲剧。在悲喜交加的经历中,我走过了二十世纪的末夜,一幕幕开场的锣鼓,一曲曲落幕的悲歌,如今都已随风而去,唯有那轻轻的一声叹息住在我的心里。一九九七,就这样过去了。





Q:空艺术 

A:崔灿灿 



Q:这次展览“所有”是刘港顺在站台中国的首次个展,“所有”是不是明指一种对艺术家几十年来创作的纲领性回顾?对于你来说,艺术家的创作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


A:我挺喜欢展览的名字“所有”,“ 所有”是种企及,也是一种无可拥有的感叹。我想起当年在古根海姆美术馆展出的 “河原温”,展览的名字特别好,叫“温暖”。在这个寒冬里,我们遭遇的现实如此不堪,这个展览在我看来就是种温暖,关于我们温暖的所有和不可拥有。


我做刘港顺的展览,是希望用这样一个特殊的案例说明一件事儿,尽管展览可能无法改变我们今天的处境。


如今,那么多艺术家都在围绕艺术体系运转,每年的各大博览会上,大家都蜂拥而至,恨不得和这个圈子时刻保持紧密的关系,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发声,似乎三年无音讯,就会被人遗忘。但这反而加剧了艺术圈普遍的无力感、绝望感。


我希望用刘港顺的展览做出回应:一个人工作二十余年,他有他自在的体系,而我们每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做到自我专注?我们是否能自造一座塔,以观察自我与日月星辰的关系,而不是观察自己与周边的世俗关系?这是我想做的一件事儿。我们见过或者想象过最美好的状态、看过好的东西,潮流让艺术圈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积极努力的互动,但当我们获得了权力和平台,我们却要干什么、表达什么?初衷是什么?





Q:展览“所有”分为“观念三要素”、“历史笔记”、“午夜出版社”三部分展出,为什么依照这样的顺序呈现?


A:“观念三要素”谈论的是基本的语法,是无论表达什么都会使用的元素,就像无论处在哪个年龄段,语言都是我们交流的一种方式,这是基础;“历史笔记”是在讲述交流的对象,是刘港顺与历史经典、形成体系的对话。这一部分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找到艺术家是谁,我们是谁。当一位艺术家面对着几十段不同的历史时,他与这段关系的总和,即是这个人。


我们从来没有过自我,我们所有的自我是我们在临死之前,干过的那些事儿。在这样假定命题的基础上,也就有了展览的第三部分,以重新探讨这些“假设”出现的原因。


午夜出版社(Les Editions de Minuit)位于巴黎六区贝尔纳巴里西街一座古老的房子里,由一个向上的、狭窄的楼梯通往一个普通的阁楼。午夜出版社的社员不超过十个,年出书品种不足50种,在法国五千余家出版社中,像这样规模的出版社是再平凡不过了。就是这样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小出版社,诞生了如萨特、波伏瓦、罗伯·格里耶、贝克特、克洛德·西蒙、娜塔丽·萨洛特、玛格丽特·杜拉斯、罗贝尔·潘热、阿拉贡、米歇尔·布托等这样一些响当当的作家,群星璀璨,照亮了夜空。


你会觉得,它很伟大,文化有一种特别伟大的东西,就像我们小时候读过、看过的书籍和电影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午夜出版社对于刘港顺来说,就像它的精神源泉一样。阅读为我打开一扇窗,让我重新看待这个世界,让我们在其他人欢呼雀跃的时刻,还能为之羞愧懊恼、沉默不语或是热泪盈眶。


知识分子靠什么活着?靠一套观念的指导、一种激励人活着的意义的观念,这也是我们和所谓“现实”最大的不同,而这套观念必定是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在今天必定挫败,所以我们必定重回观念。





Q:在每个时代,都是必定挫败的。


A:对,往大里说,人生终究是虚无的。因为你知道,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挫败,都会经历各种磨难,你会经常性的孤独。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具体的完成一些事情呢,因为我们在虚无的同时也是分裂的,我们也是贪恋世俗的快乐的,只不过我们在贪恋了几小时后,还能清醒的看看自己说,也得泪流满面一下吧。





Q:这次展览的形式沿用了(你之前曾采用的)章回体式展览结构,这种方式是否呼应了刘港顺的阅读经验?


A:我每次策展都希望能在模式上有所变化,但非仅出于展览模式上创新,我不是策展的形式主义者。对我来说,我要面对不同的艺术家,每一位艺术家的创作方向不同,会导致他们不同的创作线索。当我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事儿的时候,我喜欢用不一样的、恰当的方式去表现,尽最大可能地去接近一个意图中的真相。


对于策划人而言,更重要的是,把艺术家放到一个更大的语境中去讨论。一个观念必须具备它的利益。在此次展览的准备前期,我从他20多年所创作的200余件作品中,最终挑选出了一百多件——以往面对这种问题,往往诉求于用更大的空间去展示,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把展览分成三部分去做,其前提在于,选择的100余件作品必须全部展出。


刘港顺的作品结构很丰富,当我筛到112件作品的时候,已经做到了最大程度上的筛选,我发现,如果再继续,将让刘港顺作品的面貌变得不再完整,必须有112件作品来说明这件事儿。


当这一步被确定下来,我就要面对展出作品的方式问题。在你看到展览的最终呈现之前,我做过十几种分法。我的工作有个习惯,那就是把事情做到无可奈何、江郎才尽。以我个人的能力、对这件事情的判断,我认为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是最好的,剩下的就是面对他人时的不安了。


我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我不太相信感觉,我更相信方案,相信对一件事情的认真,相信工作量的累积。我们不能说自己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有感觉的人,我们不能依赖于这种感觉,我们的学习和阅读的目的,是让感觉可见化、变得更准确,我们都是在做一个精准性工作。


漫长的人生中,我们是漫无目的的。但在具体的事务上,是要分毫必争的。中国有句话叫“人定胜天”,它的原意是人只要“安定”,就可以抵抗很多变化,它可以让你在投入的紧张时刻,暂时忘记一些困惑。做策划人这么多年,我最在乎谁?我想,我最在乎自己策划的品质;最在乎做完一个展览,第二天一早醒来,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事情,填充了一段时光。


不要让这段光阴被虚度,这是时间的意义。这个虚度还指,我们做一件事情耗费了多少思考。在一张画面中画三根线,有一千种方法,极简主义干的一件事是,寻找三根线在一千种画法中的最高秩序。以前我总认为,一枪命中很重要,现在我相信,精准瞄射这个行为,也很重要,但时不时的准备射击,更加重要。





Q:你的工作方法是怎样形成的?


A:方法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的。军人在参军之初会走三个月的正步、稍息立正。你说这东西对上战场管用吗?管用。人需要意志力和专注力的训练,就像很多行为艺术,本身即是对人意志力的挑战。我们做一件事情需要极大的热情——它可能会让你很快的进入状态,但这种状态也会很快被消耗殆尽;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化体验,走一万里路也是个邮差,读万卷书,也是个复读机,阅万千人,只能让许多人变油。


就像我们同样去大都会博物馆看一个展览,如果你用心的去看,试图把事情重新推演一次,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展示,为什么展览那件作品的时候,你在内心反复做思维模型的推演和重现,这段时间就没有被虚度。


我想在生活中,我可以说是一个有(分析)强迫症的人,不断的分析自我、他人和世界,比方说吧,我早上去吃油条,我会分析油从哪儿来,老板会每天几点起床,会想象小摊儿老板一天的工序······我在工作中也会不自觉的这样思考问题,脑子闲不下来,所以常年失眠。





Q: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思维方式,使得你最后以策划展览的方式表达,而非去做一个艺术家?


A:如果我做艺术家,顶多是一个五流艺术家;做策展,也不代表我是一个一流的策划人。因为这是一个三流的时代,充斥着二流的艺术家。我没有办法成为一流的策划人,但至少,做策展比绘画能让我实现更多的理想。





Q:展览“所有”你认为算几流?


A:我认为刘港顺不是一个二流的艺术家,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家,刘港顺解决了我一定的困惑。以前我去一个地方,我会打车,设置出发地点和目的地,会提前知道到达目的地的距离和时间,就像人生一样。可是当我看到老刘的工作时,我突然想,老刘这二十年下来,有明确的目标、时间和距离吗?


艺术家没办法设计创作的未来,这让我突然想到古人,古人没有我们今天的导航系统,他们怎么回家呢?他们依据山川的走势,河流的走向,依据春夏秋冬,日月星辰。我从老刘身上看到一个东西,是超脱现代生活之外的——他在北京宋庄造了一座塔,自己观测星辰行进和日夜更替,我觉得这很让人入迷。今天我们一方面想更多的参与社会现实,让自己永远身处第一线,有时我也会想,退居也挺好。但是我不会退居,我不是那种性格,我永远不会过那种文人式的生活。





Q:除了策划展览之外,有没有想过去做些别的尝试?

 

A:想过,每到年底的时候,我都会跟人谈失败、跟人谈压抑、跟人谈矛盾,我总是跟别人倾诉很多,因为我总是试图跟别人交流,通过他人答疑解惑,但是好像从没解决过这个问题。


我无数次地想,我不应该只在一种“圈”里做事情,我有自己更大的理想。三十岁了,我还没成为我想成为的人,很悲观。实证的人有一种惯用的手法:倒推自己的时间。三十岁,我想干的事情,在我的人生计划表里没有实现。


对我来说,很宏观的是,看破的、看不破的,都不叫红尘。我们终归看不破红尘。有太多东西值得我去奋斗,《七宗罪》里的最后一句话,“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这个世界值得我们去奋斗”,第一句我不承认,第二句我很认同。一个虚无主义者,只有在白天的时候,才能对某一件事情如此的坚信,你必须要有一些手法和手段让自己变得实体一些。只有这样,你才能感受到在世俗中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以及对困境做出的批判是怎么形成的。





Q:如果请你勾画一幅中国的文化地图,你认为“当代艺术”在其中的处境是怎样的?


A:我没办法谈它的专业范围和社会影响,我更关心的是,那些曾经的诉求,我们实现了没有?从80年的当代艺术到今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现实有所诉求:80年代,诉求于纯粹的人文主义,哲学热、文学热,80年代末,海子自杀,一切就结束了。90年代初,市场经济来了,出现了所谓“虚无的一代人”,人们在巨变中追求也被摧毁。但那片虚无很快地被金钱填充了,“那一代”也已人到中年,理想不在。千禧年后,我们开始抵抗资本主义、抵抗消费,对我们的现状、政治环境、历史作出持续的批判,可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们成功了吗?没有,我们都很失败。


我不知道这个行业在整个社会中的处境,有人说它很大,有人说很小。我不相信这一类的说法,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我们的文化理想、艺术作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文化主张,是否终于被实现?如果没有实现,可能会继续有人去实现,前仆后继,这没有什么。我们都要面对这些——在现实中我们永远是溃败的,但是我依然相信偏执。


我喜欢垮掉的一代人,他们无所畏惧,秉心直言,理想是照耀现实的唯一坐标。那时有一段话:“只要将我们的意志力投射于历史的天平之上,我们就有希望。


2017年,我们看到在北京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们看到中国的现实发生了如此大的流变。我们和那些打工的人、那些居住在五环和六环之间的人一样,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同样是一个颠沛流离的阶级。我是谁和我们代表谁,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我很少看朋友圈,因为在今天,写作绝大多数是都是新闻评论,出现一件事情,大家纷纷转发,借此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一次次的转发中,你对一些人越来越失望,你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持有这种观点。你对自己困惑,也对曾经以为是“我们”的人困惑。这是我现在关心的其中一件事,很具体,但又很分明。




 展览“所有”以《不要放弃这艘船》为始,以《黎明》为终,对于崔灿灿来说,刘港顺展览的第一部分昭示了一种希望,黎明还远未到来,但是黎明终有一天将会到来。



崔灿灿 是一名活跃在中国的独立策划人,曾获CCAA中国当代艺术评论青年荣誉奖,《YISHU》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奖等,策划的主要展览包括夜走黑桥(2013)、乡村洗剪吹(2013)、FUCKOFF II (2013)、不在图像中行动(2014)、六环比五环多一环(2015)、十夜(2016)等,曾策划的艺术家个展包括艾未未、夏小万、沈少民、王庆松、何云昌、萧昱、琴嘎、谢南星、史金淞、李占洋、许仲敏、马轲、夏星、赵赵、秦琦、李青、陈彧凡、陈彧君、厉槟源、冯琳、张玥、宗宁、姜波、牧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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