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赵:只要我待在北京,北京就是最邪恶的地方
赵赵:只要我待在北京,北京就是最邪恶的地方
刘向林
2016.06

印象中,赵赵的表情只有一个——淡漠,喜怒哀乐都是这表情。他“穿上正装看着也不像好人”,不跟人客套,不爱交际,一副没什么欲望的样子。两次采访,聊的都是他的爱好,他玩建盏、玩机车,没艺术什么事儿,可他确实是个喜欢惹事生非的艺术家。

赵赵
绕不过去的艾未未

一天,赵赵接到一个未知号码的电话,里面操着外地口音让他去派出所走一趟。赵赵没反应过来,也没听出那边到底是谁。费了很大劲儿知道是艾未未,两人已经半年没联系。老艾挺喜欢搞恶作剧,自从他去了德国,赵赵与他一直没通过电话,即使之前有合作7年拍纪录片的经历,有过师徒之情。“他一直就那样,我也一直就这样。我们俩互不依赖。”半年不联系,老艾一个电话打来,两人又回到从前的两个人。
 
赵赵大学里学油画,正在画中寻找出口的时候,DV时代已经到来,像一场革命,“拿个DV机就可以当个导演了,把身边的这些烂人拍一拍就是一个片子。”电影学院进修完之后,因两家是世交,很快赵赵跟艾未未碰面了。自此,长时间的合作使他们形成了一种老派的师徒关系。
 
2004年,赵赵开始拍一些观念影像,都跟北京有关,拍二环、三环,北京T3机场,把鸟巢从一个大坑拍到2008年建完,CCTV央视大楼拍了一半后,所有关于城市建筑的拍摄都停止了,基本都停止在了2008年——汶川地震和上海杨佳事件是当时重大的社会新闻事件,后者是赵赵从头跟到尾的案子,每天拍,每天在网上刷新事件。拍纪录片需要的应变能力非常强,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剧本,随时有状况发生。赵赵拍摄时被带走过很多次,片子还是拍完了,定名《一个孤僻的人》。
 
说起来,艾未未是个脾气不小的人,“金牛座,估计上升是处女,A型血,是个非常努力的人,他对事情的苛刻的要求会到一厘米的程度。在中国,所有的事情可能就差一厘米。比如说房子盖完了以后偏了一厘米,这房子不会倒,但是对他来说,不行,你把房子拆了再重新给我砌一下。

“所以艾未未是个朋友很多又很少的人,大家敬而远之。我跟他在一起7年的时间,我没有崩溃,还觉得挺舒服。”
 
两个人在一起做事情,但并不聊艺术,因为“这个事情没法聊”,他们没想要艺术怎样怎样。那时的公共媒体刚刚打开,“有了微博以后,看世界发生了变化。更不用说还有Facebook、Twitter、Instagram,我们是跟着网络在发展的,充分利用网络,运用了整个在网络里的人,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它比艺术要更有直接性。”
 
“艺术本来是一个缓慢的东西,没有时效性。但是艺术为什么不能有时效性?如果艺术有时效性是好还是不好?没有答案。所以,如果你能运用好你就去运用。”

十二年的时间赵赵看着艾未未一个一个展览做下来,一步一步红起来,然后看着他被关进去,再放出来,那时是2011年,两人被告知,不要再在一起合作了。于是停止拍摄纪录片,9月份赵赵在前波画廊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个展《赵赵:近作》,从此彻底做起了职业艺术家。
 
“艺术圈里的一些人说我现在的成就都是因为他。实际上他一个展览都没有帮我联系过,我是否该抱怨他一下。你都做那么多展览了,也不说给我做一个展览,从来没有。”
 
“他就是一个独行侠,我比较认可这种人,这种人有一种魅力,你会嫉妒他的。有些人骂他,不是百分之百的恨,厌恶他、憎恨他,因为你跟他一点交集都没有,你在他身边5分钟都站不到。我其实不怎么跟人聊他,他被聊得太多。”

没有风格的当代艺术家

赵赵说自己手欠,去看别人什么作品总想把别人作品拿来解构一下。他跟艾未未合作时每一年都会去欧洲,博物馆、美术馆,展览、讲课,参加开幕……赵赵第一个个展“大泉沟”是2008年在中国艺术文件仓库举办的,大部分作品是游历欧洲时所做。2007年他去柏林Hamburger Bahnhof博物馆时,看到楼上有一个大的展览,有一件作品是基弗尔的《人口计划》,一个巨大的书架,反映的是德国政治状况,是件挺重要的作品。赵赵撕了三块铅皮,手法比较高明,因而没有人发现,他用这几块铅皮砸成一套欧元硬币,寓意二战之后欧洲的联盟,在赵赵看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出发点。但这件作品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世事难预料,两年之后,一切都很巧,赵赵重返柏林做一个展,《欧元》包括其中,不只是那些硬币,还有前前后后的撕铅皮及制作过程。简直像是在自投罗网,博物馆的馆长知道后怒不可遏,赵赵有了大麻烦。

德国艺术家基弗尔的《人口计划》

赵赵从《人口计划》作品中撕下三块铅皮

《人口计划》的原作者基弗尔还活着,在德国是一位有重要地位的当代艺术家。破坏一个当代艺术家的重要作品,博物馆无法对艺术家交代,艺术家也会告博物馆。博物馆坚持要走法律程序,起诉赵赵。
 
后来赵赵的合作画廊亚历山大画廊介入,跟博物馆交涉这件事。双方达成协议——过程并不怎么和谐友好——《欧元》被Hamburger Bahnhof博物馆收藏,相当于将那几块撕掉的铅皮重新回收了。赵赵最终免受起诉。这一整个过程,对赵赵来说,它的历史背景、在其上来来回回发生的这些波折,比那几块铅皮更有意思——重返柏林的《欧元》是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头,之后激起了多大的水花、砸死了多少鱼,或者是不是反倒将岸上的人泼得很狼狈。赵赵是那个投石入水的人,他站在岸上被溅一身水,却得意洋洋。

所以赵赵的作品没有什么固定风格,并不是单纯的一幅画,一件雕塑,他会想探究一些背景、缘由,以及人们对一件作品的态度,对待它的行为方式,以及这所有一切的关系、关系的紧密程度。赵赵曾经做过一个系列艺术作品《耳光与暗恋,皮鞋与家庭》,其中“家庭”的部分是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呈现。他变成一个访问者,但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意图,进入到一个家庭里,这个家庭有老人、中年人和小孩。所有人都知道他来作为客人拜访,但所有人都不清楚他到底会在这里待多久。赵赵一直在拖延时间,从早上,到中午,一直到晚上,该聊的都聊完了,直到要睡觉,赵赵仍然没有走的意思。家庭里的一家之主沉不住气了,半夜起来对赵赵说:“我希望你别等到明天早上了,……你现在走吧,你要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于是凌晨2点40分,赵赵离开了这个家庭。这是他对“家庭”这个概念的一种试探。“我确实没有跟陌生人在一起待过,也没有所谓的家庭生活。所以我很想知道,如果我变成一个访问者,进入到这个家庭,但是又完全是在拖延时间,他们应该怎么办?家庭中有老人、有中年人、有小孩。老人对事情有一个所谓的经验;中年人有自己的一种把握,小孩对这种入侵者,或者是陌生人又有一种观看。所以你进入到一个家庭的时候,实际上你面对的是整个的几代人,这几代人是中国今天的一个面貌,跟进入一个社会是一样的。你看这个社会应该怎么办?他会怎么迎接你?会怎么让你离开他的家?这就是价值观,这就是他对你的认识。”

赵赵用撕下来的铅皮制作了一套欧元

不知道怎么聊艺术
 
2015年8月12日临近半夜,赵赵带着两个助手一路超速去了天津,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公司仓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那时现场有点像《行尸走肉》,已经没有车运人,很多人自己从里面爬出来。所有消防员、武警、警察都在帮着抬人、维持秩序,都很慌乱,没有人阻拦赵赵他们拍摄。
 
赵赵进去医院看了一下,不是看尸体,不是看伤者,就是看看情况,“医院里头非常乱,很多该缝针的人缝不了了,没线。整个天津的线都没了,从北京开始调缝针的线。”
 
第二天媒体已经不允许拍摄,因为现场还有化学物,赵赵这时将该拍的都拍了。“实际上,我也不是去做作品,就是想去看一看。因为离得比较近,这么大的一个公共事件,这么多人死亡和受伤。”
 
拍了归拍了,赵赵也不打算在网上传播,只是单纯地做一个记录。“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收集的人,我对这些事有兴趣,比如说,一个事件的信息,或者一个什么人的信息,或哪怕一个东西的信息,我收集的过程只是让我有一个认识,并不想把它在一个公共事件里头起到任何效应。”

赵赵作品《欧元》

赵赵收集事件、信息,还收集物件,像建盏、碎瓷片,像成堆的二手牛仔裤皮衣鞋子。他有仓库,放的都是这些没处安置的东西。牛仔裤成摞成摞地捆起来,当凳子用,几捆牛仔裤放一起,就成客厅了;碎瓷片可以铺满一个体育场。赵赵挺喜欢聊这些事情,看上去比聊艺术还起劲。艺术这个事情太终极,不轻松。不像是爱好,喜欢就喜欢了,不喜欢这事就过去了。“艺术不能是不喜欢就没了,它是一个人一生的一个事情,需要许多波折,会不断去打破你对这个东西的认识,然后再不断地去重建。”
 
“爱好是让活着有一个参照,比如说我睡觉时旁边会放一个我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一件玉器或者是一个瓷器,我可以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或是我醒来时看着它就觉这一天很美好。要不然就跟人发生这种关系,要不然就跟一个物发生这种关系。”
 
赵赵也体验过生活中绝望的一面。他高中退学,想搞搞音乐,开始每天听摇滚乐。那时“打口带”文化兴起,赵赵接触了很多音乐,喜欢的乐手在20啷当岁就都死了。赵赵总结了一下,27是一个坎,35是一个坎。赵赵曾一直觉得他活不长,那时的生活中也没什么美好的事情让他感觉还能继续活下去。二十七八岁时他就老想着自己把自己弄死,想了很多招也没真的死,想着之后的生活就都是赖活着了,一瞬间觉得自己像一大池子温水,凉不了,也开不了了。

“有一些人,我觉得他们有政治理想,比如说话语权,在社会中建立形象或者是一种思想的传播。我是一个内敛的人——这个词不太好定义——我没有偶像欲望和权力欲望,我不想改变我身边的任何人,包括我的父母。他们就这样傻逼一辈子挺好的,我不想打破别人的一种惯性。”
 
“同时,我也容易陷入到一种社交关系里,因为总要去见见什么人。我有见陌生人的快感,就是想看看这个陌生人怎样,但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谁。我喜欢崔健很早写出来的那句话,’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因为这句话我觉得崔健很好。”
 
艺术圈跟艺术没什么关系
 
赵赵说自己喜欢伦理的反面。一个地方越反面就越适合他。“所以,只要我待在北京一天,北京一定是最邪恶的地方。”这句话的逻辑大致是,不是因为他待在这里北京变得邪恶,而是因为北京邪恶他才待在这里。

“北京一直好像不是那么能撒得开的地方。北京有这么多艺术家,比全国哪儿的艺术家都多,草场地,黑桥,宋庄,加各个散落的地方,可能有好几万艺术家,这些艺术家都在抢食儿吃。也可以说它是个健康的生态链,大家各取所需,形成团伙作战或者乌合之众也难免。这里面没有所谓的正确不正确,他们不讲所谓的伦理道德,只是维系自己的利益就可以了。如果说学院这拨儿是家狗,在外面混的就是野狗吧,现在就是家狗不断和野狗抢食儿的一个结构。”
 
“艺术到了圈就是食物链,根本没有艺术本身的事儿,今天艺术已经在这发生了,是让我觉得太好看了。艺术一定是要回归的,一定要回归艺术本体。艺术和大众的关系今天正在建立,有一些人很滑稽,他们在做艺术跨界。我觉得艺术跟时尚跨界也太不长眼睛了吧。这不是自找没趣么?时尚就是时尚,时尚是一次性的纸杯子,只要这纸杯够挺够漂亮拿起来够轻然后喝酒的时候不要漏就可以了。艺术是拿不起来的一个东西,用不了也没法看,非常不实用。”
 
“他们现在是很混乱的一个思维状态,北京有几个比较大的当代艺术的重地,无论是798还是别的什么,都有自己的小团队,都有自己的一个意识形态和利益生态链,他们一定要利益最大化,它是一个生态供养系统,批评家、美术馆或者是基金会都在里面。我觉得他们表面上打着艺术的旗号,然后做着苟且的勾当,没有一件事情是给做好了的。他们总是在把事情即将做好的时候差了一厘米,然后整个价值观就要推倒重新建立。所以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
 

“中国的当代艺术没多少年。艺术现在刚刚开始有一点转机。以前太惨了,那些所谓的圆明园艺术家、宋庄村落、东村……中国的艺术一直是流亡的艺术,退后退后再退后,从来没有主动过。他们一直反抗,但他们努力的方向都是有误差的,在那个时代。今天看那段历史,有误差,就像是一个人进到了一个无人区。我喜欢无人区的概念,你知道所有人,尤其是丑陋的男人都会有一种向往无人区的时候,这样才能有英雄主义。当你已经习惯了无人区的时候,你也忽略了自己的存在。所以这帮人就像是无人区里的人,他们反抗的或者树立的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就像那个画龇牙咧嘴笑的人,他们也没笑别人,就笑他们自己。”


“你知道艺术家成长的历程吗?像我的童年时代,我看到所有的艺术作品都觉得好棒,很有想象力,很让我激动。一个艺术家的成长就是从喜欢所有,喜欢花花草草,然后喜欢高更也喜欢毕加索,喜欢毕加索也可能喜欢莫迪里阿尼,然后逐渐到谁也不喜欢。从喜欢开始到不喜欢,就是我们更能敏感地看到问题的发生。虽然有一些艺术家也看到问题了,但是我觉得他们装傻的人还是挺多的。”
 
“中国人先天对艺术有很深的理解,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艺术这个东西,因为艺术是理性的,中国人唯一有的就是观念。中国古人自来画的都是纯精神,就是谁能把风花雪月、春夏秋冬、梅兰竹菊,花鸟鱼虫体验得深、认识得深刻谁就牛逼,所以那时完全是一个观念,是精神的。”
 
“什么是精神?极端的个人体验。中国一定要特别强势、特别有钱的时候才会有极端美学出现,不然大家都在生存线上挣扎,什么都没有。本身中国所谓的艺术就是小众小众小小众,它不是为了传播的。什么是观念艺术?观念艺术最重要的就是传播。所以中国人面对这个东西时存在着两个世界观。”

文 /《艺术商业》刘向林
图 / 赵赵

本栏目文章仅代表艺术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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