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赵：只要我待在北京，北京就是最邪恶的地方
刘向林
2016.06
印象中，赵赵的表情只有一个——淡漠，喜怒哀乐都是这表情。他“穿上正装看着也不像好人”，不跟人客套，不爱交际，一副没什么欲望的样子。两次采访，聊的都是他的爱好，他玩建盏、玩机车，没艺术什么事儿，可他确实是个喜欢惹事生非的艺术家。
赵赵
绕不过去的艾未未一天，赵赵接到一个未知号码的电话，里面操着外地口音让他去派出所走一趟。赵赵没反应过来，也没听出那边到底是谁。费了很大劲儿知道是艾未未，两人已经半年没联系。老艾挺喜欢搞恶作剧，自从他去了德国，赵赵与他一直没通过电话，即使之前有合作7年拍纪录片的经历，有过师徒之情。“他一直就那样，我也一直就这样。我们俩互不依赖。”半年不联系，老艾一个电话打来，两人又回到从前的两个人。
赵赵大学里学油画，正在画中寻找出口的时候，DV时代已经到来，像一场革命，“拿个DV机就可以当个导演了，把身边的这些烂人拍一拍就是一个片子。”电影学院进修完之后，因两家是世交，很快赵赵跟艾未未碰面了。自此，长时间的合作使他们形成了一种老派的师徒关系。
2004年，赵赵开始拍一些观念影像，都跟北京有关，拍二环、三环，北京T3机场，把鸟巢从一个大坑拍到2008年建完，CCTV央视大楼拍了一半后，所有关于城市建筑的拍摄都停止了，基本都停止在了2008年——汶川地震和上海杨佳事件是当时重大的社会新闻事件，后者是赵赵从头跟到尾的案子，每天拍，每天在网上刷新事件。拍纪录片需要的应变能力非常强，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剧本，随时有状况发生。赵赵拍摄时被带走过很多次，片子还是拍完了，定名《一个孤僻的人》。
说起来，艾未未是个脾气不小的人，“金牛座，估计上升是处女，A型血，是个非常努力的人，他对事情的苛刻的要求会到一厘米的程度。在中国，所有的事情可能就差一厘米。比如说房子盖完了以后偏了一厘米，这房子不会倒，但是对他来说，不行，你把房子拆了再重新给我砌一下。
“所以艾未未是个朋友很多又很少的人，大家敬而远之。我跟他在一起7年的时间，我没有崩溃，还觉得挺舒服。”
两个人在一起做事情，但并不聊艺术，因为“这个事情没法聊”，他们没想要艺术怎样怎样。那时的公共媒体刚刚打开，“有了微博以后，看世界发生了变化。更不用说还有Facebook、Twitter、Instagram，我们是跟着网络在发展的，充分利用网络，运用了整个在网络里的人，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它比艺术要更有直接性。”
“艺术本来是一个缓慢的东西，没有时效性。但是艺术为什么不能有时效性？如果艺术有时效性是好还是不好？没有答案。所以，如果你能运用好你就去运用。”
十二年的时间赵赵看着艾未未一个一个展览做下来，一步一步红起来，然后看着他被关进去，再放出来，那时是2011年，两人被告知，不要再在一起合作了。于是停止拍摄纪录片，9月份赵赵在前波画廊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个展《赵赵：近作》，从此彻底做起了职业艺术家。
“艺术圈里的一些人说我现在的成就都是因为他。实际上他一个展览都没有帮我联系过，我是否该抱怨他一下。你都做那么多展览了，也不说给我做一个展览，从来没有。”
“他就是一个独行侠，我比较认可这种人，这种人有一种魅力，你会嫉妒他的。有些人骂他，不是百分之百的恨，厌恶他、憎恨他，因为你跟他一点交集都没有，你在他身边5分钟都站不到。我其实不怎么跟人聊他，他被聊得太多。”
没有风格的当代艺术家
赵赵说自己手欠，去看别人什么作品总想把别人作品拿来解构一下。他跟艾未未合作时每一年都会去欧洲，博物馆、美术馆，展览、讲课，参加开幕……赵赵第一个个展“大泉沟”是2008年在中国艺术文件仓库举办的，大部分作品是游历欧洲时所做。2007年他去柏林Hamburger Bahnhof博物馆时，看到楼上有一个大的展览，有一件作品是基弗尔的《人口计划》，一个巨大的书架，反映的是德国政治状况，是件挺重要的作品。赵赵撕了三块铅皮，手法比较高明，因而没有人发现，他用这几块铅皮砸成一套欧元硬币，寓意二战之后欧洲的联盟，在赵赵看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出发点。但这件作品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世事难预料，两年之后，一切都很巧，赵赵重返柏林做一个展，《欧元》包括其中，不只是那些硬币，还有前前后后的撕铅皮及制作过程。简直像是在自投罗网，博物馆的馆长知道后怒不可遏，赵赵有了大麻烦。
德国艺术家基弗尔的《人口计划》
赵赵从《人口计划》作品中撕下三块铅皮
《人口计划》的原作者基弗尔还活着，在德国是一位有重要地位的当代艺术家。破坏一个当代艺术家的重要作品，博物馆无法对艺术家交代，艺术家也会告博物馆。博物馆坚持要走法律程序，起诉赵赵。
后来赵赵的合作画廊亚历山大画廊介入，跟博物馆交涉这件事。双方达成协议——过程并不怎么和谐友好——《欧元》被Hamburger Bahnhof博物馆收藏，相当于将那几块撕掉的铅皮重新回收了。赵赵最终免受起诉。这一整个过程，对赵赵来说，它的历史背景、在其上来来回回发生的这些波折，比那几块铅皮更有意思——重返柏林的《欧元》是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头，之后激起了多大的水花、砸死了多少鱼，或者是不是反倒将岸上的人泼得很狼狈。赵赵是那个投石入水的人，他站在岸上被溅一身水，却得意洋洋。
所以赵赵的作品没有什么固定风格，并不是单纯的一幅画，一件雕塑，他会想探究一些背景、缘由，以及人们对一件作品的态度，对待它的行为方式，以及这所有一切的关系、关系的紧密程度。赵赵曾经做过一个系列艺术作品《耳光与暗恋，皮鞋与家庭》，其中“家庭”的部分是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呈现。他变成一个访问者，但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意图，进入到一个家庭里，这个家庭有老人、中年人和小孩。所有人都知道他来作为客人拜访，但所有人都不清楚他到底会在这里待多久。赵赵一直在拖延时间，从早上，到中午，一直到晚上，该聊的都聊完了，直到要睡觉，赵赵仍然没有走的意思。家庭里的一家之主沉不住气了，半夜起来对赵赵说：“我希望你别等到明天早上了，……你现在走吧，你要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于是凌晨2点40分，赵赵离开了这个家庭。这是他对“家庭”这个概念的一种试探。“我确实没有跟陌生人在一起待过，也没有所谓的家庭生活。所以我很想知道，如果我变成一个访问者，进入到这个家庭，但是又完全是在拖延时间，他们应该怎么办？家庭中有老人、有中年人、有小孩。老人对事情有一个所谓的经验；中年人有自己的一种把握，小孩对这种入侵者，或者是陌生人又有一种观看。所以你进入到一个家庭的时候，实际上你面对的是整个的几代人，这几代人是中国今天的一个面貌，跟进入一个社会是一样的。你看这个社会应该怎么办？他会怎么迎接你？会怎么让你离开他的家？这就是价值观，这就是他对你的认识。”
赵赵用撕下来的铅皮制作了一套欧元
不知道怎么聊艺术
2015年8月12日临近半夜，赵赵带着两个助手一路超速去了天津，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公司仓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那时现场有点像《行尸走肉》，已经没有车运人，很多人自己从里面爬出来。所有消防员、武警、警察都在帮着抬人、维持秩序，都很慌乱，没有人阻拦赵赵他们拍摄。
赵赵进去医院看了一下，不是看尸体，不是看伤者，就是看看情况，“医院里头非常乱，很多该缝针的人缝不了了，没线。整个天津的线都没了，从北京开始调缝针的线。”
第二天媒体已经不允许拍摄，因为现场还有化学物，赵赵这时将该拍的都拍了。“实际上，我也不是去做作品，就是想去看一看。因为离得比较近，这么大的一个公共事件，这么多人死亡和受伤。”
拍了归拍了，赵赵也不打算在网上传播，只是单纯地做一个记录。“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收集的人，我对这些事有兴趣，比如说，一个事件的信息，或者一个什么人的信息，或哪怕一个东西的信息，我收集的过程只是让我有一个认识，并不想把它在一个公共事件里头起到任何效应。”
赵赵作品《欧元》
赵赵收集事件、信息，还收集物件，像建盏、碎瓷片，像成堆的二手牛仔裤皮衣鞋子。他有仓库，放的都是这些没处安置的东西。牛仔裤成摞成摞地捆起来，当凳子用，几捆牛仔裤放一起，就成客厅了；碎瓷片可以铺满一个体育场。赵赵挺喜欢聊这些事情，看上去比聊艺术还起劲。艺术这个事情太终极，不轻松。不像是爱好，喜欢就喜欢了，不喜欢这事就过去了。“艺术不能是不喜欢就没了，它是一个人一生的一个事情，需要许多波折，会不断去打破你对这个东西的认识，然后再不断地去重建。”
“爱好是让活着有一个参照，比如说我睡觉时旁边会放一个我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一件玉器或者是一个瓷器，我可以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或是我醒来时看着它就觉这一天很美好。要不然就跟人发生这种关系，要不然就跟一个物发生这种关系。”
赵赵也体验过生活中绝望的一面。他高中退学，想搞搞音乐，开始每天听摇滚乐。那时“打口带”文化兴起，赵赵接触了很多音乐，喜欢的乐手在20啷当岁就都死了。赵赵总结了一下，27是一个坎，35是一个坎。赵赵曾一直觉得他活不长，那时的生活中也没什么美好的事情让他感觉还能继续活下去。二十七八岁时他就老想着自己把自己弄死，想了很多招也没真的死，想着之后的生活就都是赖活着了，一瞬间觉得自己像一大池子温水，凉不了，也开不了了。
“有一些人，我觉得他们有政治理想，比如说话语权，在社会中建立形象或者是一种思想的传播。我是一个内敛的人——这个词不太好定义——我没有偶像欲望和权力欲望，我不想改变我身边的任何人，包括我的父母。他们就这样傻逼一辈子挺好的，我不想打破别人的一种惯性。”
“同时，我也容易陷入到一种社交关系里，因为总要去见见什么人。我有见陌生人的快感，就是想看看这个陌生人怎样，但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谁。我喜欢崔健很早写出来的那句话，’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因为这句话我觉得崔健很好。”
艺术圈跟艺术没什么关系
赵赵说自己喜欢伦理的反面。一个地方越反面就越适合他。“所以，只要我待在北京一天，北京一定是最邪恶的地方。”这句话的逻辑大致是，不是因为他待在这里北京变得邪恶，而是因为北京邪恶他才待在这里。
“艺术到了圈就是食物链，根本没有艺术本身的事儿，今天艺术已经在这发生了，是让我觉得太好看了。艺术一定是要回归的，一定要回归艺术本体。艺术和大众的关系今天正在建立，有一些人很滑稽，他们在做艺术跨界。我觉得艺术跟时尚跨界也太不长眼睛了吧。这不是自找没趣么？时尚就是时尚，时尚是一次性的纸杯子，只要这纸杯够挺够漂亮拿起来够轻然后喝酒的时候不要漏就可以了。艺术是拿不起来的一个东西，用不了也没法看，非常不实用。”
“他们现在是很混乱的一个思维状态，北京有几个比较大的当代艺术的重地，无论是798还是别的什么，都有自己的小团队，都有自己的一个意识形态和利益生态链，他们一定要利益最大化，它是一个生态供养系统，批评家、美术馆或者是基金会都在里面。我觉得他们表面上打着艺术的旗号，然后做着苟且的勾当，没有一件事情是给做好了的。他们总是在把事情即将做好的时候差了一厘米，然后整个价值观就要推倒重新建立。所以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
“中国的当代艺术没多少年。艺术现在刚刚开始有一点转机。以前太惨了，那些所谓的圆明园艺术家、宋庄村落、东村……中国的艺术一直是流亡的艺术，退后退后再退后，从来没有主动过。他们一直反抗，但他们努力的方向都是有误差的，在那个时代。今天看那段历史，有误差，就像是一个人进到了一个无人区。我喜欢无人区的概念，你知道所有人，尤其是丑陋的男人都会有一种向往无人区的时候，这样才能有英雄主义。当你已经习惯了无人区的时候，你也忽略了自己的存在。所以这帮人就像是无人区里的人，他们反抗的或者树立的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就像那个画龇牙咧嘴笑的人，他们也没笑别人，就笑他们自己。”
“你知道艺术家成长的历程吗？像我的童年时代，我看到所有的艺术作品都觉得好棒，很有想象力，很让我激动。一个艺术家的成长就是从喜欢所有，喜欢花花草草，然后喜欢高更也喜欢毕加索，喜欢毕加索也可能喜欢莫迪里阿尼，然后逐渐到谁也不喜欢。从喜欢开始到不喜欢，就是我们更能敏感地看到问题的发生。虽然有一些艺术家也看到问题了，但是我觉得他们装傻的人还是挺多的。”
“中国人先天对艺术有很深的理解，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艺术这个东西，因为艺术是理性的，中国人唯一有的就是观念。中国古人自来画的都是纯精神，就是谁能把风花雪月、春夏秋冬、梅兰竹菊，花鸟鱼虫体验得深、认识得深刻谁就牛逼，所以那时完全是一个观念，是精神的。”
“什么是精神？极端的个人体验。中国一定要特别强势、特别有钱的时候才会有极端美学出现，不然大家都在生存线上挣扎，什么都没有。本身中国所谓的艺术就是小众小众小小众，它不是为了传播的。什么是观念艺术？观念艺术最重要的就是传播。所以中国人面对这个东西时存在着两个世界观。”
文 /《艺术商业》刘向林
图 / 赵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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