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文章一到三十岁就开始频繁地画自己了。画作为一个画家的自己。同一般的自画像不一样，亓文章并不是通过绘画来展现自己的内在性，来展现一个个体独一无二的内在世界，他不是像一般肖像画那样试图透过一个外在身体来再现一个晦暗的存在深渊，也就是说，他并不试图竭尽全力地勾勒一个内在灵魂。相反，他画的是他的外在生活，是他作为一个当代画家的状态。他画的是可见的稳定的甚至是内在于艺术传统的一个持久的艺术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自画像就偏离了自画像的体制，而变成了一个社会学的追究。也就是说，自画像的目标不是对自我肖像的竭尽全力的描摹。亓文章确实是对自我的画像，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一群人的画像，是对一群艺术家的画像，对艺术史上的常见的某类艺术家生涯的画像。他画的不仅是他的状态，而是一群人的状态，是一群饥饿艺术家的状态，他画的是艺术家的画画生活。这样，不是某一个人的特定的内心现实，而是一个画家群体的绘画生涯，一个画家群体的生存状态，成为他的画面对象和主题。
显然，这个生存状态有着悠久悲怆但又不乏浪漫的历史——人们在这里马上就会涌现出梵高的面孔。艺术家的苦难生涯是艺术史的一部分。人们甚至会说，艺术史最丰富，最有意义的情节是恰好是艺术家的受难情节。艺术史最成功的一章恰好是艺术家最失败的那一章。亓文章试图为这样的失败历史找到一个新的注解。它试图画出今天的艺术家的失败的历史。今天，所有的媒体都在拼命地追逐明星，亓文章试图充当一个另类媒体：他要画出晦暗的身影，他要画出失败的历史，隐没的历史，沉默者的历史，小丑的历史。他要将从来没有在市场上崭露头角的画家通过绘画的方式暴露出来。他要给这段忧郁的历史画上一个最近的尾声。
在此，饥饿艺术家走向了陌路。这些自画像中的画家躺倒在地，他被绘画杀死了。绘画从一个艺术品的角色转换为一个凶手的角色——绘画的一切，画笔，颜料，画布，画框，它们全是凶手。艺术的道具，而不仅仅是艺术家，变成了绘画的题材，而且是毁灭性的题材，这些道具并不在画布上充满激情地施展，相反，它们洒落在地，成为绘画这一行为本身的异己性力量。连画布本身也自行倒地，它们好像自己在诅咒自己。绘画工具成为绘画本身的异己性力量。它们在完成自己工作的同时，也消灭了自己的工作。艺术家没有能力操纵它们，他们试图拿起它，但是，它太重了，以至于将艺术家击倒了。绘画工具击倒了画家，杀死了艺术家。它们不再是艺术家的驾驭对象，而变成了驾驭艺术家的对象；它们不是艺术家的工具，而变成了吞噬艺术家的工具；艺术的道具变成了操纵艺术家的道具。对于艺术家而言，绘画像是药一样，既可以上瘾，可以让自己变得健康，可以治愈自己，但是，它们强大的副作用也可以扭曲自己，杀死自己。
为什么画家被他的画笔，被绘画所击败？事实上，艺术家是出售自己的人物。亓文章有两张画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艺术家挂牌出售，就犹如市场上的农民工赤裸地出售自己一样——亓文章也把自己画成一个光着身子的人。一方面表明他一无所有的困窘，这样的形象犹如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一样。艺术家就是这样的除了自己的绘画能力之外一无所有的人。因此，他要出售自己的绘画能力，他要在市场上寻求雇主——这是作为劳动者的画家，用本雅明的说法，这是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他的赤裸还表明，市场也是赤裸裸的。这同样也是马克思所表述过的，一切人际关系，在资本主义市场的巨大威力之下，全部变成了市场关系和金钱关系，市场撕去了一切往昔温情脉脉的神秘面纱。对于今天的绘画来说，市场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市场是一个残酷的赌注，它构成了艺术家的期待神学，也正因为这一点，它也构成了艺术家的绝望深渊。因此，与其说绘画是凶手，不如说，市场是真正的凶手——或者更恰当地说，如果绘画没有找到市场，它就会成为杀死艺术家的凶手。对于亓文章而言，艺术家一旦寻求买主，一旦赤裸裸地出售自己的计划失败后，绘画就展现了自己的狰狞面目，他开始反过来吞噬艺术家了。
人们在这里会看到，艺术本身的概念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它一旦没有被出售，就失去了艺术品的所有光晕。或者说，艺术品一旦没有经过市场的检验，它就什么也不是。艺术品再也不能从它过去五花八门的神话中得到阐释和定义了。艺术只能通过市场来定义。这就是今天的艺术体制，一个完全被资本主义逻辑所宰制的体制。亓文章试图将这些画出来。他试图将当前的绘画被市场所宰制的体制作为绘画的对象。事实上，他试图画出资本主义逻辑在艺术领域中的横行。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他深有感触。他画自己如何卷入了这个资本逻辑，如何被这个资本逻辑所吞噬，但是，他一旦画出了这个逻辑，他就试图摆脱这个逻辑。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深深地卷入了到这个绘画体制之中，另一方面他又试图从这个绘画体制中脱离出来从而看清这个体制。他既努力地寻求市场，也在嘲笑着这种寻求市场的可笑。他既是这个体制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体制的格格不入者。他是一个辩证的旁观者。作为旁观者的他，在嘲笑作为艺术家的他；作为艺术家的他，在嘲笑作为旁观者的他。在此，亓文章在观看自己，将自己作为一个他者来看待。它通过绘画将自己变成了自己的他者，从而将自己变成了自己的观看对象。作为绘画对象的自我，表达了亓文章的社会身份——他是个艺术家，一个饥饿艺术家，一个穷困潦倒的艺术家。而画画的亓文章，作为观看者的亓文章，则摆脱了艺术家的身份，尽管他在画画，但他好像不是一个画家，而是一个置身绘画事物之外的人，在观看绘画的人，在注视着这个绘画时代的人。他脱离了绘画，正是为了观看绘画。反过来，那个画中的人物，尽管只是一个绘画对象，尽管已经匍匐在地，尽管看上去已经死亡了，但他毫无疑问是一个活生生的画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典范画家。就此，亓文章让自己分裂成双重角色：他既扮演了绘画体制的主角，也扮演了绘画体制的观众；既扮演了这个绘画时代的英雄，也扮演了这个绘画时代的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