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组绘画作品和这组作品的展览之间，究竟存在着多大的距离？这是我第一次置身刘晓辉的画室时就开始思考的问题。尤其对于一位长期埋头创作而鲜于展出的艺术家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画室到展出现场，展览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促使作品的观看经验由私密转向公共的一种存在。因而在这里，“为什么要展览”和“如何展览”实际上可以合并为同一个问题，后者的解决也能带来前者的答案：无论从观念还是形式上，展览作为一种机制，需要为画室中散漫（aléatoire）的目光提供一个更为具体、确切的通道，由此在解决“如何展览”的同时也回应了为什么要将观看从画室转移到展厅这个更为本体的问题。刘晓辉的绘画，很吊诡地，反而以看似单调的重复性为展览激予了更多想象的可能——当被展出的作品在视觉上呈现出一种统一性时，似乎更有可能将这种统一背后的方法论而非画面本身作为展览的出发点。或者说，正是刘晓辉画面中症状般的重复性显现诱发了对其背后创作方法学意义上的追问。后者无论对于艺术家或是观众而言都可能更加可靠，或者按刘晓辉本人的说法，更为“真实”。

但为什么总是同一个女人的背影反复出现在刘晓辉的画面之中？根据艺术家的描述，“她”来源于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秋刀鱼之味》中的一个镜头——一个送饭的女人转身离去。刘晓辉坦言自己对这个形象的截取很可能是“无意识的”，他只是觉得“她”神秘、令人迷恋。然而事实上，在对这一挪用行为本身做出一系列精神分析式的追问之前，艺术家本人的这种说法似乎并不那么可信——不厌其烦地反复描绘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对这一形象的精神迷恋，但刘晓辉在他的绘画中却已经通过反复的涂抹、篡改背叛了这个形象本身——“她”最终变得不再是“她”。以小津的镜头画面为起点，“她”在刘晓辉的画面中不停地被篡改：行走或默立、面朝海平线或远方的大地…… 这一重复的女性背影在不动声色的变奏（variation）之中成为了为刘晓辉个人的图像系统所征用的一个典型形象。但在同时间，这一形象在这些画面中并没有被发展成另一种纵深的脚本，刘晓辉把它停留在了起始处。虽然在不同的画面中产生出一种辐射性的变奏，但图像的基调却维持在它从电影截图走入刘晓辉画面的最初时刻，换言之，“她”在刘晓辉建构的图像世界中并未有机会发展出新的情节，作为一个被借用的形象，“她”本身是扁平的，是一个“空”的主角。因为艺术家虽然从这个形象出发，却意不在此。他占用了这一图像，却只是为了以“她”为媒介，转而探索另一个更艰难的维度：一种在重复的绘画行为中不断接近真实又始终难以达成的体验，一种西西弗斯式（Sisyphean）的过程和执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图像的单一反复所强化的正是它背后不厌重复的绘画行为与方法，它指向一种比图像本身更为形而上的存在。如同西西弗斯之所以成为希腊神话的英雄，恰在于他永无止境地推石上山的行为强烈地象征着一种重复中的悲怆而不是绝望，他与山巅的永恒斗争过程比这个斗争所带来的结果更接近一种存在的真实。因而卡缪（Albert Camus）在他的短文《西西弗斯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中想象了“幸福的西西弗斯”——他并非是在一个无果的故事中绝望，而是在一种永恒重复的过程之中被满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晓辉对于反复绘画过程的迷恋确实要大于不断重复的画面本身，或者说，正是因为要不断推翻那些业已“完成”的图像，他才反反复复地又重新开始。同质的图像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假象、一个障眼法，在同一形象和画面上的反复涂抹、覆盖才是真正令人迷恋的游戏。这其中也包含了艺术家对于“劳作”这一朴素的日常行为的推崇，绘画之于刘晓辉本人可能从来没有被预设为一种“创作”活动，而更多是被当作每日例行的劳作本身，它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带来的是一种在肯定与否定之间来回反复的“量”的积累，在艺术家看来，这种“量”比任何由绘画行为外部突然置入的判断都更为“可靠”、更接近一种类似于“本身即合理”的清晰与真实。而另一个相悖的逻辑在于，与重复的行为次数和物理层面的颜料叠加相反，刘晓辉在整个绘画过程中的反复覆盖与涂改事实上恰恰是一种减法而不是加法。或者说，“重复”最终需要达成的是“抹去”、是“清洗”，是一遍遍地去掉那些在艺术家看来杂冗、华丽、堂而皇之的显现与痕迹——无论它们是多年严格的学院绘画训练带来的技巧上的惯性，还是一种被我们当下的视觉环境认同为“正确”的图像模式——这些都是刘晓辉在重复的绘画行为中执意要压制或清除的。用艺术家本人的话来说，是“不给别的可能性留余地，越来越寡、变成铁板一块”。此处的“寡”不是指向数量上的单一，而是更接近杜威（John Dewey）在《艺术即经验》（Art as Experience）里所指出的“一个经验”，即作为“整体”的一个经验，于其中，“每个相继的部分都自由地流动到后续的部分，期间没有缝隙，没有未填充的空白” ，它是一种组织意义上的紧密、不让其它外在的可能性被侵略或植入。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需要时刻保持一种警觉，一种高度的自我意识，从而对绘画过程中通过重复涂改来不断更新的具体画面之间的推导和衔接做出准确、连贯的判断。而难度在于，这个“过程”并不是日常时间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一个画面的完成在刘晓辉这里往往跨越了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甚至在同一物理时段中，他会同时反复地涂改几张不同的画，因而经验的连贯性在这里并不意味着在时间意义上“一气呵成”的绘画，而是一种意识层面的联结与流动性。因而，这里所说的“真实”、“清晰”更多地来自于一种主观的体验和判断，这也就是为什么去追问刘晓辉画面背后的绘画过程及其方法论变得更为重要。因为维持这种经验和判断的连贯的自我意识（conscience）本身就是审美的（esthétique）的，绘画过程在最终画面的形成之前已经构成一个意义，或者说是这个意义将画面引向它最终的形态。借用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的女人形象开始，刘晓辉的绘画最终要创造的不是另一个具体的形象，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图像；它所尝试的，是通过反复地修改、覆盖，将那些具体的显现一层一层地关闭在画面之内，整个过程在一种清晰的自我意识中完成。如同卡缪认为“西西弗斯神话之所以是充满悲剧意味的，正是因为西西弗斯（对自己的行为过程）是有意识的” 。这里的“悲剧”除了情感意义上的，也包含哲学意义上的，即指向一种形而上的真实。

然而，无论对于观众还是艺术家本人，当我们欲从创作过程的这一美学面向折返回画面内部具体的形成过程时，就会发现判断在这里变得难以捉摸起来——正如上文中提到的，以最外层的图像为界，画面内部的层层显现实际上是向它外部的观看者关闭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行为层面到画面层面，这些重复着的图像忽然由“清晰”转向了模糊，甚至可以被称之为神秘。这种神秘首先是与创作者在绘画过程中的具体判断有关：比起面对一张空白画布深思熟虑、纠结于从哪里开始、如何开始，刘晓辉更多属于在一张画的结束之处反复踌躇的艺术家。一如蒙克（Edvard Munch），后者常常说，“只有当不再可能（在一幅画上）继续画下去的时候，我才把它停下来” 。而这里的“不再可能”，当然也是更多来自于一种主观的判断。刘晓辉常常将一张“完成”的作品放置在一边，过了一段时间又在已经“涂抹”过数遍的画布上重新开始，之前的图像被覆盖，他总是不断推翻自己认为“可以了”的那个结论，很难出现一个确切的终点。而至于为什么这张“可以了”而那张不行、从一遍到另一遍的覆盖究竟是基于何种具体的理由，观众恐怕永远难以知晓。刘晓辉自己则认为，“一切都不太可信”，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否定”了自己之前的“肯定”，这本身就比看似确凿的“肯定”更加接近他想要的真实。而更进一步来看，多次的覆盖、涂抹其实只是行为意义上的反复，但就每一次“反复”本身，于刘晓辉总是有不尽相同的理由来推进，尽管这些理由可能非常具体，比如一块颜色、一根线条的“不可靠”——似乎没有比这些具体而主观的判断更令人信服的了，但对于观众而言，这也是最难以进入和跟从的理由。如同一个命题，方法和逻辑是清晰的，但推演过程和结论却令人难以揣测。

悖论即在于此。它不仅仅是刘晓辉作品的悖论，也是绘画行为与它所推演出的图像之间的悖论。如果说这个展览尝试通过对“重复”这一绘画行为的强调为观众提供一条清晰进入刘晓辉图像系统的通道，那么，在进一步追问一种异质化的“重复”是如何衍生的时候，感知和判断就有可能变得越来越模糊起来；而当我们的目光最终摒弃了思考与追问的负担、毫无保留地落在画布上之时，它所遭遇到的却正是阻隔、未知和神秘。这是一条通过正面向前却步步后退的道路——当观众“退”至图像之前，刘晓辉的画面中那些神秘的“团块”即显现出来。这些团块凝固、结挂在笔触、色块与轮廓线之间，放缓了它们相互交融而迅速组合为一帧平缓图像的可能，它们带来了停滞与重量。神秘的黑色轮廓线沿着重复的女性形象反复滑落，带着粗粝的准确性和一种匆忙下的稳健。而归根到底，这些“团块”在画面中所形成的是一种精神的阻隔、一种反反复复的劳作经验堆积而成的浓度。像卡缪所描述的，西西弗斯之途的最为动人之处恰在于他不断重复的回返以及巨石在被推上山巅又行将下落的那个停顿的瞬间。在刘晓辉的绘画之中，这些神秘的“团块”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意识的，它们正是从一种重复的绘画行为走向画面图像的终点，以物质的真实朝向感知的无可确知来进行提问，同时也对经验堆叠之下的精神浓度予以探索。如果说，关于“真实”的真相恰恰蕴含在其神秘的背影之中，真正的西西弗斯之谜，是终点的难以越达，是在确凿与否定之间反复徘徊，是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迎向荒诞的身躯和他背后投在现实之中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