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辉最近在犀锐艺术中心展出的装置作品《带钢车间》，在今年北京的当代艺术本已不平静的水面上，又撞开了数圈波纹。在观看这件作品时，我相信多数人没能抵抗住好奇心的蛊惑，明里暗里地摸了摸作品的某个部件，并因为自己的眼睛终于被欺骗而窃喜。那些古老、沉重、油腻不堪的钢铁机床、料箱、铁链和钢板，实实在在的，都是包装电视机的白花花的泡沫塑料做了效果；而那些放在一旁的肉丝面和蛋花汤，也是历久不变质的硅胶。这一切，在昏黄的、欠了瓦数的白炽灯下，那铺陈开的大片空间静默忠诚，活像一名老实巴交的大块头。展开后160平方米、打包后55个立方米——尽管中国有不少人都热衷于利用不同的材料复制现实，但庄辉也算创下了高烧热度的记录。

当代艺术作品中聪明的多，动人的少，而我还是被感动了——尤其一想起庄辉曾经在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的这间带钢车间里，汗流浃背地工作了近20年，眼眶中就充盈了些酸涩的东西。他何时开始预谋从这里出走，以及后来如何出走，出走后又经历了什么，他如何混迹到艺术的山头，他并没有陈说。庄辉给众人留下的印象，是他那些长卷般的黑白集体合影照，被各种声音批评、阐释过无数遍。当年，他把自己低调地嵌在集体的大机器里，如同一颗螺丝钉；而如今，他终于开始讲述自己了。经过了数年的面壁，他的头脑清醒心智成熟，他的心房被涨得酸痛，里面翻滚着鲁迅笔下“不能已于言的冲动”。

对生活悲观的人除了过去一文不名。他的一生是无数片段的堆积，而这些支离破碎的回忆，层层叠加才拼凑成现在的他，而只有参照着回忆，他才可能在莽原上找到现下自己的坐标。去年的《6月25日茶山镇》的作品，或许逃不过“道听途说”的责难，而《带钢车间》则是庄辉活生生的血肉躯体。血肉之躯所经历的痛苦和欢喜，极度个人，也无法替代。在带钢车间工作的近20年，对于40岁的庄辉来说无疑是遮不住、躲不开、越不过的巨大沟壑。回顾这条大张着嘴的裂缝时，我相信他既恐惧又庆幸，并对那些跟他背负同样经验而今还在沟壑中的人们，抱有难以言传的同情。这些交织的复杂情绪在他创作这件作品最初的构思中可以窥见影子。他提起多年前曾经目睹一位工友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被半空中落下的钢板切断了腿。他对车间矛盾的感情，也体现在他同十几名洛阳的旧时工友一道布展的过程中，以及工间捧着盒饭的谈天时。我不以为反刍过去，是一种顾影自怜的小资情怀；相反，我觉得他是在努力地挣脱什么，或者说他需要从这沟壑里爬出来。我相信某位哲人所说：回忆不过是忘却的一种形式。

把埋藏着的记忆碎片极力地从黑暗的忘却深处挖掘出来，巨细糜遗一一陈列，这个近乎于自虐的过程漫长煎熬又痛楚难当。而回忆一旦以某种形式凝固下来，心中涌动的压力就得到了释放，艺术家因此解脱。这部分的回忆，在如火山尽情爆发之后，终于可以在心底某个柔软安全的地方沉沉睡去。我相信杨绛是经过了数年对过去的咀嚼以及被过去的侵蚀和折磨，才最终重返尘世。《我们仨》就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庄辉用了多长时间呢？我所知道的，制作作品的数月间，他重新戴上老式的安全帽，在早班铃响的时候，随着上班的工人一道来到车间干活，开模、塑形、打磨、上色，一丝不苟。他严肃敬畏地、忘却了时间地消耗着自己的时间和生命，来思念过去再现回忆，同时无疑地，他消耗了的生命再度沉淀为回忆，并不断刷新着当下的他自己。一如历练修行。

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庄辉最后完成的作品中，没有叙述那桩骇人的事故，却增加了工人用餐的一个场景：放着捻过的烟屁的钢坨上，铝质饭盒和搪瓷茶缸看起来都在亲切地微笑着。现实的沉重冰冷坚硬，回忆的轻飘温暖脆弱，对比与反差造成的巨大张力，通过视觉以及触觉，准确无误地撞击着观看者，叫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昆德拉描摹回忆和遗忘的句子。可能，庄辉的出发不过是因为恐惧，却在艰难跋涉之后，最终发现自己，也琢磨出自己，原来如此。